从“暴利游戏”到“法律战场”：虚拟货币挖矿的争议与司法介入
虚拟货币挖矿曾因“低门槛、高回报”的特性，成为资本与个人追逐的热土，随着其耗能巨大、涉嫌金融风险、违反产业政策等问题日益凸显，这一行业迅速从灰色地带走向监管的风口浪尖，从2017年央行等七部委叫停ICO（首次代币发行）明确虚拟货币“非法融资”属性，到2021年发改委等部门将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列为淘汰类产业，再到各地清退矿场、打击相关交易，虚拟货币挖矿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，围绕挖矿引发的合同纠纷、侵权赔偿、行政处罚等案件频发，法院逐渐成为解决相关争议的核心场域——从矿机买卖合同的效力认定，到挖矿收益的权属划分，再到政策变化下的责任承担，司法实践在法律与政策的交织中，试图为这一新兴领域划定规则边界。
法院裁判的核心争议：挖矿纠纷中的法律难题
虚拟货币挖矿案件虽类型多样,但核心争议始终围绕“合法性”“权属”“责任”三大关键词展开，法院的裁判逻辑也直接回应了这些社会痛点。
（一）挖矿合同的效力：合法与非法的“分水岭”
挖矿纠纷中最常见的案件类型,是矿机买卖、托管、合伙挖矿等合同纠纷，当一方主张合同无效时，法院的核心审查标准是“是否违反法律、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”，在“张某诉某科技公司矿机买卖合同案”中，原告购买矿机后因政策变化无法挖矿，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款，法院审理认为，虽然虚拟货币交易被禁止，但矿机本身属于普通商品，买卖合同不违反强制性规定，故判决驳回
裁判逻辑清晰：若合同目的本身涉及虚拟货币“挖矿”“交易”等非法金融活动，则合同无效；若仅涉及矿机等普通商品的买卖，且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，则合同有效，这一区分既维护了市场交易的稳定性，也划清了合法与非法的界限。
（二）挖矿收益的权属：虚拟财产的法律地位
挖矿产生的虚拟货币（如比特币）是否受法律保护？这是法院面临的又一难题，根据《民法典》第127条，“法律对数据、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，依照其规定”，虚拟货币并非法定货币，其“财产属性”在司法中曾长期存在争议。
在“王某诉某矿场托管合同纠纷案”中，原告将矿机交由被告托管，约定挖出的比特币按比例分配，后被告擅自转移挖出的比特币，原告主张返还，法院经审理认为，虽然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，但通过挖矿获得的虚拟货币凝结了劳动、资本投入，具备财产的属性，属于《民法典》保护的“其他合法财产”，故支持原告返还比特币的诉求（折算为人民币执行），这一判决明确了虚拟货币作为“虚拟财产”的可保护性，但强调其保护需以“合法取得”为前提——若挖矿过程本身违反政策（如未取得电力许可、盗电挖矿），则收益不受保护。
（三）政策变化下的责任承担：情势变更还是商业风险？
随着虚拟货币挖矿政策从“默许”到“全面禁止”，许多投资者因政策调整遭受损失，遂以“情势变更”为由要求对方承担违约或赔偿责任，某矿机投资者起诉矿机销售方，称“政策导致矿机无法使用，要求退款”，法院则认为，政策风险属于投资者应预见的商业风险，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已明知虚拟货币行业的高风险性，故不支持原告诉求。
但在“某电力公司与某矿场供用电合同纠纷案”中，矿场因地方政府要求清退挖矿项目被断电，遂起诉电力公司索赔，法院审理认为，电力公司依据地方政府政策执行断电具有正当性，矿场的损失属于政策调整所致，应自行承担，电力公司不构成违约，此类裁判体现了司法对产业政策的尊重——当政策变化直接导致合同无法履行时，一般认定为“商业风险”而非“情势变更”，当事人需自行承担投资风险。
司法实践的启示：在规范与创新间寻求平衡
法院对虚拟货币挖矿案件的裁判,不仅是对个案的定分止争，更传递出明确的法治信号：虚拟货币挖矿需在法律与政策的框架内进行，任何试图突破监管的行为，都将面临法律否定性评价。
司法通过明确合同效力、保护合法财产、尊重政策导向，遏制了虚拟货币挖矿的野蛮生长，多地法院在审理盗电挖矿案件时，以“盗窃罪”或“盗窃罪与破坏电力设备罪数罪并罚”重判犯罪分子，凸显了对挖矿中违法行为的“零容忍”，司法也保护了合法交易主体的权益，如矿机买卖、技术服务等合同，只要不涉及虚拟货币挖矿本身，仍受法律保护，避免了“一刀切”对正常市场秩序的冲击。
更重要的是,法院的裁判为新兴领域提供了规则参考：技术创新不能突破法律底线，财产保护需以合法来源为前提，风险自负是市场交易的基本原则，虚拟货币挖矿的兴衰警示我们，任何行业的发展都需在法治轨道上进行——唯有合规经营，才能行稳致远；试图游走于法律灰色地带，终将被市场与法治所淘汰。
虚拟货币挖矿从“暴利神话”到“法律漩涡”的历程，是中国经济转型期规范新兴产业的缩影，法院通过一系列案件的审理，既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，也维护了市场主体的合法权益，更在法律与政策的动态平衡中，为数字经济时代的规则构建提供了司法智慧，随着区块链技术的迭代与数字经济的深化，司法实践仍需与时俱进，在鼓励创新与防范风险之间，划出更清晰的法治边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