虚拟货币挖矿作为区块链技术早期的典型应用，曾一度被视为“数字经济新风口”，但伴随着其高能耗、金融风险等问题，全球各国监管态度逐渐从“默许观察”转向“严格限制”。“虚拟货币挖矿违法”并非一蹴而就的政策突变，而是经历了一个从地方整治到国家全面禁止的渐进过程，明确其违法时间线,需结合政策演变与实际执法节点来看。
2013年前，比特币等虚拟货币在国内处于极小众的探索阶段，挖矿行为尚未进入监管视野，随着比特币价格暴涨，大量资本和算力涌入，挖矿产业开始形成规模。 
2013年12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五部委发布《关于防范比特币风险的通知》，首次明确比特币“不是真正货币”，而是一种“特定的虚拟商品”，强调金融机构不得开展比特币相关业务，但该文件并未直接禁止挖矿，仅要求“防范风险”，挖矿因此处于“非违法但不受鼓励”的灰色地带，这一时期，四川、内蒙古等能源丰富地区成为挖矿集群，甚至地方政府将其视为“招商引资项目”。
2017年，虚拟货币价格再度飙升，挖矿能耗激增、投机炒作等问题引发监管警惕，当年9月，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联合发布《关于防范代币发行融资风险的公告》（“94公告”），首次将“虚拟货币挖矿”与“ICO（首次代币发行）”一并列入清理范围，明确“本公告发布之日起，各类代币发行融资活动应当立即停止”，并要求“已完成代币发行融资的组织和个人应当做出清退等安排”。
尽管“94公告”主要针对ICO和交易所，但“挖矿”作为虚拟货币产业链的源头，被首次纳入监管视野，此后，四川、内蒙古等挖矿大省开始对本地矿场进行清理，要求关停无证矿场、限制用电，标志着挖矿从“灰色地带”向“受限行为”转变，此时国家层面尚未直接宣布“挖矿违法”，地方整治仍以“风险防控”为主。
2021年是虚拟货币挖矿“由乱到治”的关键转折年，随着“碳中和”目标提出，挖矿的高能耗问题与国家能源战略产生尖锐冲突，叠加虚拟货币交易引发的金融风险、资本外流等问题，监管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。
自2021年国家层面定性后，各地掀起挖矿整治高潮：四川、云南、内蒙古等传统挖矿大省关停数千家矿场，清退大量算力；能源监管部门加强对挖矿用电的监测，严禁以“大数据”“区块链”等名义变相支持挖矿；对违法挖矿的个人和企业，依法追缴违法所得、处以罚款，构成犯罪的追究刑事责任。
2022年四川某地警方破获一起大型非法挖矿案，涉案人员因窃电、非法经营罪被判处有期徒刑；2023年内蒙古对顶风新上的挖矿项目“零容忍”，直接叫停并问责相关责任人，至此，“虚拟货币挖矿违法”已成为全国统一的执法标准,任何形式的挖矿活动均不受法律保护。
综合政策演变与执法实践，中国对虚拟货币挖矿的“违法定性”以2021年9月国家发改委等十一部门《关于整治虚拟货币“挖矿”活动的通知》为标志性节点，该文件首次从国家层面将挖矿列为“淘汰类产业”，明确其违法性，并要求全面清退，此前的整治多为地方性、风险提示性的规范，而此后则进入“国家定性、全面禁止、严厉执法”的新阶段。
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合规应用（如央行数字货币）与“双碳”政策的深入推进，虚拟货币挖矿作为历史产物，已彻底退出合法领域，投资者和从业者需明确：任何形式的虚拟货币挖矿，均违反中国法律法规,切勿触碰法律红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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